但是，从总体来看，《易经》所记录的这些知识，其意义不在于这些知识的本身，而是为了卜筮的参考，因而我们不能把它归结为一部科学著作或史学著作，而只能看作是一部卜筮之书。

在最新的《荀子》的英文译本中，何艾可（Eric Hutton）对礼义亦作如是处理，译作rituals and yi。究竟言之，政治治理应以个人的优良生活为价值目标。

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二、礼义从观念史上看，礼和义原是作为单音词分开使用的，作为复合词的礼义则系晚出。而从孔子答问来看，道德完善已非狭义的修身（修己以敬）中事，更须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通过安人安百姓来实现。若从公而论，须以儒家自身的现代转化为前提，这一批判才具有真正建设性的理论前景，而不再只是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各说各话。这时，礼犹仪也，其所指无非外在的客观化的仪式节文。

反过来，动容周旋中礼（礼）又是内在品性（义）的客观呈现，此谓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转换到荀子的义理脉络，则是礼义，如其所言：君子治治，非治乱也。但至少在文艺复兴前后，主流的天主教会在俗世化过程中早已无诚敬可言，但也正因为如此，强调精神虔敬的新教才应运而生。

原载《中国经学》2022年第1期 进入专题： 第三期经学 经学 知识体系 。就其大义来说，经者，常也，至少自汉代以来，以常道视经是经学的基本传统，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两派观点并无大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学可以提供维系族群的公共认同。可惜乾嘉学术并未真正继承汉宋的基本格局。

早在干嘉时代，学者心目中的经学便至少包含三个时期，汉学、宋学与清学。用这样的文化来代表整体中国文化传统，当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最近一些年，经过一些学者的层层建构，乾嘉学术中似乎存在一个系统的足以经世致用的意识形态，未免有些过度诠释了。传统以三十年为一世，也就是一代新人会成长起来。从具体学术的角度来看，除了经学史之外，以下几个方向无疑是未来的经学研究可以着力的。首先，晚明耶稣会士来华的意义不可以低估，耶稣会士带来的宗教与科学，其实也就是西方文化的两个支柱，希伯来文明与古希腊文明。

衹不过，在经学复甦的同时，基于经学的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也随之而至，局面因此变得极为复杂。最近有些流派甚至以变相的方式主张回到清代的政治结构，或模仿波斯的政教体制，便是个中显例。经学人类学的前提则是基于对经学义理的自觉，否则很容易流于附会或简单化，它与目前的人类学理论应该是相互补充和校准的，并非对已有理论的否定。清代的历法其实已经出自西洋的天文学，康熙也喜爱西洋数学与科技，一度对耶稣会士信任有加。

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19世纪的西学比晚明时代无疑已经高明太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新一波西学东渐开启之后，清儒所保留的那点经学便未免捉襟见肘。只不过，当利玛窦进了北京，与内廷建立起联系，逐渐站稳脚跟之后，审时度势，开始与反对会通派王学的东林学派结盟，那已经是后话了[10]。

从知识体系角度理解经学，这和古人把经学称为常道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和早期观点相比，周予同的后一定义未免概念有些游移。

[8]周予同《怎样研究经学》，收入前揭《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627-635页。历史经学的源头是《周易》《尚书》与《春秋》，与时下学科体系中的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相应。这一工作自然极为艰钜，但也最令人期待。一般来说，无论古今中外，训诂时追寻文字渊源都是为了揭示某一概念在当时的可能意蕴，但文义却并非概念本身。借用冯友兰的说法，便是中国学术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中国哲学史》绪论）。但经学之所以为经学，却首先是因为具有德性视野，两种视野的平衡才是经学的根本，《中庸》所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

[9]邓秉元主编《新经学·发刊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前者无疑失其大本，后者方向虽是，然体用之间尚欠疏通。

僵化、颟顸的清代政权，其实便是鲁迅笔下那个不敢直面现实、又善于运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的集中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会士已经是耶教为体，科技为用。

其中，如果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还有批判现实的用意，但主流汉学家对戴震的推崇却主要是其通过文字音韵之学研究经学的具体成就。后一心理造成近代中国文化在基本格局上出了问题。

至于范文澜，则在前述《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一文中，把经学划分为孔子到唐代的汉学、唐以后的宋学、清代的新汉学三系，明确提出鸦片战争之后已经是山穷水尽的经学。章太炎对经的通名式理解，并没有让他的经学范围变得汗漫无边。每个体系都有各自的语言，也就是知识体系。只要经学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更新，无法自由讨论当下人类的基本问题，这一局面便会长期存在，中西文明之间便很难实现真正和解。

这使得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本身就具有某种急功切利的盲目性与非理性。这就像近代欧洲主权在民的理念确立之后，无论何种政体，都要以民主政治自居。

问题是，既然对经的定义有了如此重大的变化，那么此前的观点当如何安置呢？由此我们看到，在上述专名说、通名说、文言说之外，周予同又加上东汉《白虎通》的五常说[2]。在自足的精神状态之下，晚明的思想家们大体能够理性地面对中土与西洋的差距。

[11]拙作《历史经学导论》，《新经学》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另参拙作《古典世界的山水之间》，收入寒碧、孙周兴主编《现象》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21年。

差距之一是科技，这是耶稣会士发生巨大影响的关键原因。其实并非天主教本身更具诚信，因为几乎所有宗教信仰都强调诚，这与信仰者自身的精神状态有关。简言之，今文派认为经是孔子著作的专名，古文派以为经衹是一切书籍的通称，不是孔子的六经所能专有，骈文派则以为经是经纬组织的意思……，六经的文章大抵是广义的骈文体，也就是他们所谓‘文言。癸卯学制以西方近代学科体系为主，经学事实上已被边缘化，类似西方学术体系中的神学。

而经的正式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为经典，则应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大概地说：上古至西汉，可以视作经学在本土发轫并逐渐定型的时期。

[12]如杨儒宾《原儒：从帝尧到孔子》，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1534年西班牙人罗耀拉所成立的耶稣会，便是这种虔敬意识的代表之一。

事实上，较早把通名说发扬光大的可能是冯友兰，在其影响巨大的《中国哲学史》中，冯氏便认为佛学亦系一种经学。对于周予同来说，他所理解的经学三派，便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宋学，清学中的今古文之争则是汉代经学的重演，依然是三期的格局。